老李话商丘:欧阳修在商丘做官期间,做了一件大事:整理苏舜钦文集

2023-07-11 18:01:06 来源:顶端新闻

关于苏舜钦,我写过三篇文章,均在“顶端新闻”推送。

第一篇是2022年11月11日的《<汉书>下酒》,说的是,苏舜钦豪放不羁,好饮酒。他住在岳父家中,每天晚上读书总要饮一斗酒。他岳父很奇怪,就去偷偷地看他,只听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,当读到张良物色的大力士狙击秦始皇,掷出去的大铁锤没有砸中秦始皇的车、而是误中随从的副车时,唏嘘不已,拍案叫道:“可惜呀,咋没击中秦始皇的车呢!”说完就满饮一大杯。又听他读到张良对汉高祖刘邦说“是老天把我送给陛下的”时,又拍案叫道:“君臣相遇,其唯如此!”说完又满饮了一大杯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:“有这样好的下酒物,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

第二篇是2022年11月20日推送的《清燕清德两美谈,隔空同修沧浪亭》,说的是苏舜钦27岁中进士后任蒙城县令,年轻气盛,一心要为老百姓办事,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官员。他说:“为官要像清明时节报春的燕子,给黎民百姓带来美好的春天”,于是将自己的居室题为“清燕堂”。后来,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“庆历新政”而被罢职,闲居苏州。在苏州期间,他做了一件大事——修建沧浪亭。苏舜钦去世后,沧浪亭多次更换主人,其中之一便是商丘人宋荦,在康熙三十四年(1695)任苏州巡抚,重修沧浪亭。宋荦为官清廉正直,被康熙帝赞誉为“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”,并亲书“清德堂”匾给宋荦。同修沧浪亭的这两个人,一个堂号“清燕”,一个堂号“清德”,一个在北宋,一个在清朝,隔空为天下做官之人做出了表率。


【资料图】

第三篇文章是2023年6月19日推送的《欧阳修做官商丘期间,与“睢阳五老”中的杜衍过从甚密》。说的是,欧阳修在商丘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一年零九个月期间,以学生、知己、诗友的多重身份,与杜衍往复唱和,并将唱和诗结集。而“睢阳五老”的头号人物杜衍,正是苏舜钦的岳父,就是认为苏舜钦读《汉书》喝酒一斗也不多的人。

写到这里,我由衷地感慨:历史那么复杂,却又是那么相通。当我今天要写欧阳修与苏舜钦的关系时,怎么也没有想到,前面的三篇文章,竟然就这样不期然地打了前站,做了铺垫。生活中也是如此,不要感觉你和谁谁没有关系,实际上,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,关系暗藏其间。

回过头来再说第二篇文章。苏舜钦修建沧浪亭之后,庆历八年(1048),朝廷重新起用苏舜钦,任命他为湖州长史。但此时,苏舜钦已病入膏肓,未及赴任,就在当年去世了,一代才子,天不假命,只活了41岁。

苏舜钦生于1008年,欧阳修生于1007年,欧阳修大苏舜钦1岁,和苏舜钦一样,都是少年得志。文学上,二人同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;艺术上,二人对古文、诗歌、书法都有很深的造诣;政治上,又都支持庆历新政。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作为知己,苏舜钦的英年早逝,给欧阳修精神上以沉重打击。他说他听到苏舜钦死亡的消息,自己甚至也不想活了。为什么呢?他感叹:所交朋沦落殆尽,生存者不老即病,有的困于世路,真是“愁人愁人”啊!

坎坷的仕途生涯,使欧阳修未老先衰。43岁时就已鬓须皆白,眼疾时有发作,剧痛如割,黑白不辨。所以,他在滁州写的《醉翁亭记》,其“醉翁”二字是颇有深意的。心情不好,饮酒而“醉”,是自然之事。而39岁以“翁”自称,令人咋舌之余,不是他故弄玄虚,实是未老先衰,看上去倒真像是个小老头了。

1051年,在苏舜钦去世两年多之后,欧阳修从居住在商丘的杜衍那里得到苏舜钦的遗稿,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整理,终成《苏氏文集》十卷,交给杜衍刊刻。

欧阳修并为苏舜钦的文集写了《序》。在序文中,欧阳修描绘了苏舜钦的品貌:“其状貌奇伟,望之昂然,而即之温温,久而愈可爱慕。”在欧阳修眼里,苏舜钦是个高大昂然、性格温和可亲的人。

对于苏舜钦的诗文,欧阳修在序文中给予了极高评价,认为苏的诗文是“金玉”,并高度称赞了苏舜钦对古文运动的贡献。

庆历新政失败后,范仲淹被贬邓州,写下了《岳阳楼记》;欧阳修被贬滁州,写下了《醉翁亭记》。可以设想,苏舜钦如果不是忧郁成疾,在修好沧浪亭后,亦必能寄情山水,写下不朽名篇佳作。但历史既不能设想,也不能如果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是想给读者介绍一篇我非常喜欢的苏舜钦的一首诗,题目叫《夏意》,给读者在炎热的夏季送股清凉之风:

别院深深夏簟清,

石榴开遍透帘明。

树阴满地日当午,

梦觉流萤时一声。

在苏舜钦的诗里,小院幽深寂静,浓阴遍地,石榴花红,透散着清爽之意。我躺在竹席上,浑身清凉。苏舜钦写庭院,落笔于深深别院;写石榴花,观于帷帘之后;写树木,只写浓阴;写流莺,只听嘀鸣。由此可见其笔致清新空灵。

欧阳修在为官商丘期间(1050-1052),政治成绩斐然,老百姓称其为“照天蜡烛”;对于古文运动的同道和挚友,他不仅整理了苏舜钦文集,还为苏舜钦写墓志铭;他与知己、老师,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之间的交往与唱和,更是商丘历史上的一段佳话;后来,他又与商丘人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,与商丘人王尧臣同修《崇文目录》,前者在“正史”写作上留下美名,后者为我国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目录,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。所有这些,都是商丘宝贵的文化遗产,理应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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